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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事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是跨世纪的伟大物理学家，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里程碑性贡献。

他心系祖国科教事业，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杨振宁颁奖词：站在科学和传统的交叉点上，惊才绝艳。你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懂的人不多。你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白。曾经，你站在世界的前排，现在，你与国家一起向未来。

杨振宁的发展：

2019年9月21日，获得2019年度求是奖“求是终身成就奖”。

2020年8月26日，杨振宁受聘担任安徽大学纽约石溪学院名誉院长。

2021年5月14日，为支持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杨振宁先生决定将他的办公室和资料室内的图书、文章手稿、来往书信、影像资料，以及字画和雕像等艺术品共计2000余件／册无偿捐赠给清华，由清华图书馆接收并设立专室进行保管和展示。

杨振宁的事迹和故事？

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助理研究员，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

1950年-1951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研究员和讲师。

1953-1960年历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

1986年，出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并担任北京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2月，哥大为李政道举行六十大寿庆典。

扩展资料

主要成就

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很宽，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颇有建树。

1949年与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1952年与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

1957年与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动理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百度百和-李政道

《西南联大》观后感

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朱光亚的事迹

《西南联大》观后感 篇1

　昨天用了较长时间把中央电视台记录片频道播放的《西南联大》五集看了一遍，有许多感慨。“回首抗战岁月，中国的大地上，由东向西，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这其中有无数读书人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腰板在行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这就是西南联大带给我们的震撼。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开始后1937年11月1日，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只存在了8年，但因其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成为了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它存在于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时期，所以那里的师生、那里的精神都很特殊。

　感慨一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在谈论西南联大，大家一定会想起从那儿走出来的一批优秀中华儿子，如：闻一多、吴大猷、李政道、邓稼先、钱钟书、费孝通……很多很多，那都是有形的，而最最可贵的是在国家危亡时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凸显现的中国知识分子高贵精神气质，是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众多师生弦歌不辍，坚持到底，稳定人心的力量。

　感慨二

　精忠报国、为国献身的精神。一大批联大师生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克服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坚持教学育人。1100名学生直接参战，他们有的在前线作战，有的服务保障。记得有一幕，为了战场需要，一批翻译人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好多就死在了胡康河谷。更多的人则在后方支援抗战，用科技支援前线，开展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因为如此联大毕业率不到50%。

　感慨三

　坚韧不拔，奋发努力的精神。在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挨敌机轰炸的环境下，坚持学习，坚持科研、坚持著作，从不放弃。让我印象很深的这样一幕：金岳霖先生花费数年心血撰写的70万字的手稿因躲避轰炸中丢失，所有的心血付之东流，他不气馁，从头开始，没有参考资料仅凭记忆，白天教学、晚上一盏油灯，实践着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感慨四

　甘愿吃苦、乐于清贫的精神。抗战时期，全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灵涂炭、饿殍遍野，联大学生，吃穿住都成问题，敌机轰炸，所有人天天都面临着生死的威胁，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也没能影响到联大师生做学问、学知识。他们抱定知识救国的决心，孜孜不倦，舍身忘我，确实值得现代学生好好学习。有一个镜头：闻一多带领几百名学生从长沙行走1600公里来到了云南，他们边走边学、边走边体查民情、边走边讨论，把队伍当成了移动的课堂。在那么恶劣的条件，那样的环境他们都能如饥似渴地坚持学习，我们今天的学子们还有理由整天游戏、抖音，荒废学业吗。

　余秋雨说过：只有经典，才能将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把历史上早已消逝的高贵灵魂的讯号传递给你。观看这部纪录片，让我们在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西南联大的艰苦卓绝、感受那不灭的精神和一个个崇高的灵魂时，从他们身上给予我们的是前行的力量和顽强生长的动力。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群星闪耀的一处所在，也是中国人的血性与风骨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在那段山河破碎、烽火硝烟的艰难岁月中，众多世界顶尖的学术泰斗为战乱中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自由学术的大环境，这群读书人不畏枪林弹雨，不惧条件艰苦，凭着一身风骨，守护国家文脉。是他们，书写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担当着民族脊梁，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一所优秀的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学校文化和精神。，西南联大恰恰就是这优秀学校之中的一所。刚毅坚卓是它的校训，更是抗日战乱中的突出表现，敢为天下先是各位联大学者共有的高贵。西南联大，国难中诞生，苦难中坚守，是中国教育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西南联大培养出很多学术上的巨人，两弹一星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更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现如今，由于上一辈人所提供的优越条件，下一辈人反而只会坐享其成，丧失了他们应有的斗志。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的我们，不是更应该继承先辈们的志向，努力拼搏，积极进取，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吗？

　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作为一名光荣的小学语文教师，我们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首先我们应当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积极、努力、向上的`生活。在孩子的心中，我们从小就要种下希望的种子，传扬刚毅坚卓的精神，且多用鼓励的词语，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生长环境。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人才辈出，例如朱自清先生，杨振宁教授等等，他们都生活简朴，住着简陋的楼房，吃着简单的食物，虽然物质生活清贫困苦，但是他们学识渊博，饱含对国家的热忱之情，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努力。

　国家动荡不安，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纷纷与日寇做着各种斗争，因而遭到报复，学校被炸，学生被抓，教授入狱。尽管日本人残酷无情，但作为中国人，上至校长，下至学生，每个学校没有一个人屈服。在战乱纷飞的年代，怀揣着甘为天下先的远大抱负，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丝毫不惧侵略者的杀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人!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群星闪耀的一处所在，也是中国人的血性与风骨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

　自由的学术风气，严谨的教学态度，众多世界顶尖的学术泰斗，以及一群认真求学的学生，一同构成了那绚烂明媚的八年。这是最震撼，也最令我泪目的地方。 山河破碎、烽火硝烟的年代，这群读书人不畏枪林弹雨，不惧条件艰苦，凭着一身风骨，守护国家文脉。是他们，书写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担当着民族脊梁，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它是一个传说，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纵然岁月匆匆，历史不断在时光中揭开了一页又一页，它也会一直为无数人所深深铭记，持续绽放着璀璨光芒。

　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可是联想到他们在浩劫中四散，命运不一，心里不免震撼，再联想如今大学的氛围和状态，我们应该自省和反思，在最和平的年代，却浪费了最好的资源。

　看了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之后，才了解到西南联大成立正值争战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物价飞涨。师生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却为中华民族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林、李振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今天的我们早已不用在那破不成形的屋子里上课，不用再忍饥挨饿。而有多少人又学会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呢？

　西南联大存在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经久远，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欢声与泪水均以化作尘埃随风飘散，但西南联大那些灿若繁星的教授却始终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对学生体贴入微、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他们所倡导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散发出奇目的光芒。

　现在的我们，作为民大的一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传承和发扬这种刚毅坚卓、学高身正的校训，努力让你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民大人。

　当我们在七十多年以后纪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大学，所有人的感觉还是立足于当代。我们惊讶，我们感叹，一个物质之匮乏与精神之伟大形成鲜明对比的大学，一个在战火中诞生却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韧性的大学，它让我们仰望。

　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大学，是人们心中的象牙塔，知识和文化在这里汇聚，理想主义在这里栖身，这里是人类精神和文明的摇篮。看了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之后，才了解到西南联大成立正值争战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在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西南联大的学生没有现在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有现在舒适的宿舍,也没有现在干净宽阔的食堂。所有的所有,都不如现在的学生。

　看完本片，我有的只是感慨。感慨如今生活在优越环境下的大学生是怎么了？是因为我们已不需要奋斗了吗？我想现在我们缺的是激情。在当时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西南联大的学生们都满腔爱国热情，他们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因此他们能坚忍不拔，他们能用汗水换来可喜的成绩。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不仅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而且需要知行合一，广开新时代之新风气，敢于直言，勇于创造，自强不息，为国家、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云南民族大学这个梦想开花的地方，让我们的梦想成功远航。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得不说，看完《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它的氛围感染了。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文人言语之间，描绘出那令人神往的年代，还有时代文人可敬可叹的风骨。所谓风骨者，置生死于度外，千金不改其志，万难不屈。国难当头，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各地爱国青年离开家乡，求学归来。

　他们用先进的思想与杰出的才华，挽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他们在大学中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探索知识，冲击着旧中国的思想、文化、家庭与教育，同时还组织反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躲避战乱，三所一流大学齐聚昆明。“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在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人的带领下，三校团结到了最后。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在有多少困难，都要克服，最后要把它联合到底。

　正是这些大师，正是这些民族脊梁，把西南联大办好，培养了一代代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人才。“但我们若着眼于文化的更可贵的一方面，则八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

　这部纪录片，最终反映了西南联大为什么如此成功，同时也提现了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使命。西南联大与许多优秀的前辈体现出来的艰苦奋斗、敬业勤学的精神，现在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现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学者之谓也，应有学实也。我们应该反省自身，坚定信仰，无畏无惧，忍辱负重，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科研立国，为中华之崛起而奋力拼搏!

　爱国是西南联大的灵魂，是学者生命力的源泉，是其精髓和核心的所在。

　刚毅坚卓是它的校训，更是抗日战乱中的突出表现，敢为天下先是各位联大学者共有的高贵。西南联大，国难中诞生，苦难中坚守，是中国教育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西南联大培养出很多学术上的巨人，两弹一星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更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联大师生置任何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日建国而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支撑着他们，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

　无问西东，世间再无西南联大，那是一个时代独有的灵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年，这三大所大学的优秀教师和莘莘学子用可歌可泣的爱国奋斗事迹感动了我们很久很久?曾经在战火硝烟中，他们书写了一个个艰苦奋斗的故事；曾经在山河破烂下，他们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他们是一群代表了国家最出色的学术水平和最优秀的人格魅力的大师级人物——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高境界。为此，我敬仰他们——那些乐观进取的学生汪曾琪说过，联大很大部分学生都是呆在茶馆里看书自习，他们在那里“养其浩然之气”，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联大的校舍出奇的简陋，条件艰苦得惊人。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叮当当地响，教授讲课要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因下雨，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无奈，陈教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学校培养出了邓嫁先、杨振宁、朱光亚等享誉世界的名人。从西南联大的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中，我已深刻感受到当年学子们刚毅坚卓、报效祖国的高尚品格。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大学的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然而我们不仅没有像他们那样刻苦学习，而且时常为生活锁碎和小困难烦恼。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说，“青年人不要总是想着社会能为你提供些什么，要想想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贡献。”看完西南联大启示录之后，我也想说：“我们不要总是想着学校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要反思我们能为咱们可爱的校园——广技师做些什么。”

　希望我们在踏进这所大学时，以能进来这所学校感到自豪，将来离开这所大学时，能让学校以我们为豪。

　观看了《西南联大》历史纪录片之后让我感触良多，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惭愧的，我们现在的条件多好啊。可是还在抱怨学校这样差那样差,甚至以这些借口来逃避我们应该学的很多专业知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可以放心的在学校里汲取丰富多样的知识，却不懂得珍惜，还经常想尽各种办法来逃课“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要知道，当时联大的学生正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争年代，依然是那么的渴望学习，甚至连生活都令人堪忧，但还是不能阻挡他们学习的决心。他们在校舍被摧毁后没有就此放弃学习，而是抓住了每一个学习机会。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坚持学习，真的让人十分震撼!古有勾践卧薪尝胆、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等故事都是发人深省的，至近代的联大学生同样在艰苦的时代，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忍辱负重，敢于与恶势力斗争到底。联大师资雄厚，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依然坚守“刚毅坚卓”的校训，培养了不少人才，当时的就有朱自清、梅贻琦，闻一多、冯友兰等著名教授。

　联大也因为有这些学富五车、爱国学士的存在，联大也因此蓬荜生辉，联大的莘莘学子也在他们的教导下学到了很多知识，有所成就，例如:邹承鲁、杨振宇、华罗庚等人才均出于此。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便是学校环境。当时联大的办学理念是“适应社会，培养通才，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民主办学，教授治校;汇聚名师，培养精英”，正确的办学理念是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必要条件，宽松的学习环境和严峻的教学要求也是西南联大办学的一大特点，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以及淘汰制，重视基础，强调课程要以基础为重心，这使得学校立德气氛十分浓厚。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人才。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湖北武汉人，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核物理学家，中国两院资深院士，中国两弹之父。

他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及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荣誉。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由于他的父亲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朱光亚兄弟姊妹在少年时就得以接受西方教育。

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

1938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重庆，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1941年，朱光亚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年半里，朱光亚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他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朱光亚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出中国也要做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两名助手，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1946年9月，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继续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1947年，朱光亚在年轻的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

1949年秋，朱光亚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归国前，他牵头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2年12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任英文翻译。

1953年1月，全国院校调整，朱光亚接受组织安排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在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同年4月，朱光亚加入中国***。

1957年至1959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

1959年7月起，朱光亚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程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领导并指导了核武器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重要工作。

1964年至1966年，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

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中国地下核试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970年6月至1982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副主任，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同时，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技领域的重要工作。其间，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6年，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中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中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

1994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1996年5月，朱光亚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同年，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

1999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同年9月9日，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同年9月18日，国家授予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2年5月，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7年后，担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名誉董事长。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朱光亚曾当选为中国***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四届名誉理事长。他还先后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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